图：挂红灯笼贴春联的余丰里民宿，大门紧闭
来源: 一条 (ID: yitiaotv) | 作者: 闫坤沐
我们采访了十多家民宿主，他们的店分布在北京、南京、台州、杭州、厦门以及海外日本，有人每月房租成本逼近200万，如果再无订单，活不过一个月；有人投资2000万的店正准备开业，迎面赶上肺炎肆虐，只好就地解散员工。
一个业主告诉一条，听到别的行业抱怨被腰斩都心生羡慕，因为民宿是直接业绩挂零。
城市民宿品牌掌宿在北京三里屯等热门地段拥有多处房源，疫情之下，房租压力巨大。
不能坐以待毙，民宿老板们想尽办法自救：小业主想重回职场，用工资补贴房租，大品牌短租改长租，和自如等租房品牌厮杀。
大家的共识是：2020年，盈利已是奢求，活下来，是唯一的目标。
“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，我亲眼目睹了”
对民宿创业者金勰来说，这个新年本该是充满希望的：他投资的高端民宿余丰里终于要迎接第一个旺季了。
这个项目位于浙江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内，由百年历史建筑“余同丰”当铺和六十年历史的老仓库建筑群改建而成。改建过程花了四年，只设计费就将近200万，最终改造成本2000万。
2019年8月，台风利奇马登陆，临海是全国受灾严重的地区，整个市被淹。尽管余丰里选址在地势高位，店里也有半米深的积水，书籍、家具、电器、供电设备都损毁严重，重新整修又花了上百万。
金勰在台风过境后一片狼藉的余丰里
春节前，余丰里终于被恢复到营业状态，小年之后，金勰和员工一起，陆续给店里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，贴了窗花。房间在线上已经预定出八成，这意味着长假期间，三十多间客房肯定是全满的，大家都以为终于历尽波折，熬到了丰收的时候。
不对劲的信号大约从1月21日开始，那天，零星有客人希望退单。前一天晚上，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，明确表示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。好在临海毕竟和武汉有一定距离，行程受到影响的客人还是少数。
余丰里的退款订单
可惜坏消息并没有因为人们的乐观而停止。
1月23日，武汉正式封城，全国各地的人都陆续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，退单请求变得越来越多。24日，携程宣布酒店类产品全部无损退款，同一天，当地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景区、酒店等相关行业关门歇业。
为了积极配合这个决定，来不及思量和反应，金勰和店员主动给还没取消订单的客人打电话沟通，完成了所有退款。除夕夜，他解散了20多名员工，只留下一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值班，就这样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新年。
和金勰不同，Davy经营的是一个城市艺术民宿品牌，名叫掌宿，在北京和南京运营着超过200套精装客房。
考虑到春节主要是家庭出游，对厨房的使用需求高，他们刚刚采买了大量厨房电器、厨具、餐具，还对房源做了集中修整。
掌宿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，节前，Davy一一和大家谈话，保证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三倍工资，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排班表，请求大家留下来。清扫的阿姨们是外包的，按工作量计费，但为了不出现用工荒，他也承诺支付给她们两倍工资。
Davy的合伙人二笼事后回忆，他早在一月中旬就看到过关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。民宿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，二笼也隐隐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和武汉距离相对更近的南京，但和同行交流后，他发现大家都比较轻松，相信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，这个春节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对掌宿来说，变化同样来得猝不及防，运营后台用清晰的数据，记录了巨变发生的全过程：
- 1月21日，收到50个取消订单的请求，运营部门发出异常警报。
- 1月22日，南京地区退订率超过40%，北京超过35%。
- 1月24日大年三十，将近80%的订单被取消。
- 1月26日，2月份几乎所有订单被取消。
- 1月27日，2月之后能被退订的订单全部取消……
一年里，民宿入住率的波动随季节、假期呈现周期性规律，失去了开年最大的旺季，几乎可以断定，整个2020年都不太可能有盈利，活下去就是胜利。
二笼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：“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城市民宿行业的毁灭或者末日是什么样。很幸运，或者，很不幸。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，我亲眼目睹了。”
掌宿的后台订单取消记录
还能撑多久？
比起关店，那些远离疫情中心的同行，日子也并没有更好过一点。随着大陆游客纷纷取消出游计划，波及范围变得越来越广。中国台湾垦丁的一家民宿，入住率只剩一成。纸质预订登记本上，全是被白色涂改液覆盖掉的订房记录，却没有新的笔迹填入。
海外民宿品牌Ostay在日本运营着700多间房源，中国游客占客源的四成，但进入二月以后，日本国内和整个东南亚游客的出行意愿都在降低，受此影响，他们的订单掉了一半。Ostay在泰国的200多间民宿，情况也类似，目前入住率下降了三成。
作为景区内的高端民宿，余丰里的客房单价在800到1600元一晚之间浮动，每关闭一天，就要损失4万左右的营业额，以此粗算，一个月损失上百万。
寒冬、腰斩这样的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民宿行业的现状，“我们直接是被归零了”，金勰说。
还能撑多久？妥善处理好订单退款之后，这是每个民宿运营者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。
抗风险能力最低的，是2019年开业的新店。对他们来说，签约时的房租价格在高位，而大量资金用在前期投入上，还没有开始回流，一切储备都在低位，几乎承受不起任何波折。阳朔的一家民宿主在网上求助，据他描述，往年春节当地一房难求，他去年投资300多万开了一家店，其中有200多万是贷款和借款，现在仅仅是还贷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。
淇淇2018年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租了一栋房子做民宿，是民宿业主中的个体户。封岛后，公共交通一度中断，她被取消了五次机票、一张高铁票，才终于得以离岛，回到成都的家里。这段时间，她甚至想过要不要重新去找个工作，用工资补贴自己的小店。
西湖边的民宿经营者告诉一条，他们的租金和杭州最高端的CBD写字楼相当，再加上竞争激烈，原本利润就很薄，2019年将将打平，半个月没有进账就已经难以为继，现在已经有些店主考虑要关店了。但更无奈的是，行业正值最低谷，前景又不明朗，连转让都没有人愿意接手，只能自己咬牙继续承担亏损。
Davy给我们算了更详细的一笔账：
他们在北京的房源，月租金平均在每套8000元左右，南京每套4000到5000元，单是租金成本，一个月就要120万到150万左右。而且年后是续租的高峰期，很多房子需要在最近付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租金。
除此之外，网费、办公室租赁、库房租赁、线上系统维护等等都是固定成本，几乎不会因为入住率降低而减少，每隔几天，都有新的账单被递到他手里。再算上额外高价采买的消毒用品，零零总总加起来，他们一个月至少需要200万的运营资金才能周转下去，这意味着如果掌宿什么也不做，公司支撑一个月都很困难。
比起资金上的损失，更让Davy担心的是，经此一役，从业者和消费者都会对行业失去信心，这才是比疫情更长久的打击。
年前，冲着翻倍工资，掌宿的外包团队中有8个清扫阿姨选择留在北京，但现在，她们没活干，没有收入，吃住都成问题。另一边，大多数农村都封闭了，连家也回不去，“都哭过好多次了。”Davy给她们安排了临时宿舍，又尽量找些活给她们干，比如趁着空置的时候，对重点房源做平时来不及做的深度整修和清洁，供她们维持基本生活。
Ostay的CEO郭洁琳也遇到了安抚员工的问题。疫情新闻最集中的那段时间，她在日本的一家店正好接待着来自武汉的客人，这引起了清扫人员的恐慌。直到客人用出行记录解释自己在封城前就离开了武汉，并且已经超过14天没有任何症状，才得以平息。
自救
疫情发生后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面向995家中小企业发放了问卷，其中涵盖了旅游、酒店、民宿行业，结果显示，34%的企业只能维持一个月，85%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。
和大多数中小企业相比，民宿面临的前景则更加艰险。这一周，各个城市都明确规定了员工复工的时间点，大多在2月10日左右就可以恢复生产经营，但民宿一来不是社会刚需，二来会造成流动人口聚集，很多地区的政府通知文件上都写着：“即日起关停”、“开业时间另行通知。”
武汉“医生驿站”发起人接受央视专访
对于身处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从业者来说，参与疫情救援就是自救的第一步。1月25日左右，武汉住宿业的小型从业者成立了行业联盟，统一调度，免费接待通勤受限的医务人员入住。
业主李丹没能在封城前回到武汉，但贡献出了自家民宿的门锁密码，住进她的店的是附近医院的护士，自带床单被套和消毒用品，在微信里一再和她表达感谢，表示会好好爱惜房子，离开时收拾得像没人住过一样。
然而由于不具备客房消毒能力，随着疫情的发展，这样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。1月30日，为了避免住客之间交叉感染，武汉的民宿联盟被解散。
一诺民宿和滞留长沙客人沟通入住
和湖北相邻的长沙，有不少武汉旅客滞留。一诺民宿主动在网络上发消息，拿出50间客房免费接待滞留的武汉人和医护人员，因为没法消毒，所以一间客房只能入住一次，住完封闭不再启用，等待疫情过后再统一做杀毒处理，贡献了自己停业前最后的能量。
厦门远离疫区，当地政府并没有强制民宿业主停业，只是规定不能接待外地游客，但对这个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商家来说，这依然意味着失去全部的客人。一家民宿原本正月十五之前都被订满，年前又全部被退掉，再加上每个月8万的房租、8个员工的工资，里外里损失了几十万。
老板王先生此前接待过来自湖北的旅游团，主动配合当地工作，去酒店隔离了14天。无恙返家后，他决定暂时关店止损，在朋友圈打折出售鹅绒被、欧舒丹洗护套装等物料。作为当地人，他说今年春节是他见过的厦门最冷清的样子。
谷町君员工开会商量疫情淡季对策
日本的谷町君民宿在疫情爆发后，把京都的店以极低的价格开放给滞留当地的中国旅客，一开始，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同胞，但进入二月后，店里的退订量达到50%，降价变成了自救的方式。平时卖600到900元的民宿降到200元一间，两层的独栋由1200元~3000元降为600元一天，最大折扣幅度达到二折，用CEO刘洋的话来说，“连清扫费都不够”，但他想着赚不到钱，积累一些好评也是好的。
意识到自己在生存边缘挣扎之后，掌宿的合伙人迅速开会，策略是把短租改为长租，租金只以成本价收取，中介费、网费、卫生费、物业费全免，以实现一部分资金回流。但北京长租市场竞争激烈，留给他们行动的时间并不多。可以预见，2月10日开工后是北京的换房高峰，自如、相寓这些成熟品牌都会在那时有所动作，决定他们生死的窗口期不过10天左右。
2月3日，掌宿通过多个渠道在网上发布求助信，标题直白，甚至有些悲壮：《民宿求援：200套网红民宿限时低价出租》。
掌宿发布的求助信
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掌宿迎来的第一批意向客户，大多是同样受到疫情波及的人们。
有人返工后被租住的小区要求自行找地方隔离半个月；一个家庭原本此时应该住进新房了，但现在装修停滞，只好先租几个月房子过渡。来北京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们意识到今年机会少，面试会是一场持久战，需要先住下来从长计议；一家公司所在的写字楼暂时被封闭，找到他们的房子当临时办公场所……特殊时期，业主和租客之间形成一种超越了简单生意往来的互助氛围。
用短租变长租的方式，掌宿大约能解决20%左右的房源。另外，他们又快速筛选出租金贵、出租率低的房源，进行退租，希望以此再解决掉两成租金成本：“有一些是违约退，付违约金，昨天我们就退掉了好几套。”
为了进一步收缩成本，Davy又和一些员工谈了停薪留职，公司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。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：“毕竟一段时间没有收入的话，人家没有理由留下来”，但眼下活着就是最大的目标。
Davy给员工发内部信
等待希望
节衣缩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，没有人有明确的答案。金勰这段时间守着店，每天最紧要的事情是看新闻：“毕竟疫情过去了，我们才能谈其他的。”
行业上下游都发起了对于民宿从业者的补贴和救助。携程、Airbnb这些平台陆续成立了相关基金，三亚多家业主宣布为民宿减免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租金。
台州当地政府给了余丰里一定的政策优惠，金勰暂时不用为租金太发愁，如果开店后客流无法覆盖运营成本，关店等待反而是眼下最安全的选项。
即便如此，大家对未来也不敢过于乐观。郭洁琳根据非典时的数据，推测即使疫情过去，游客也会有一个月左右的观望期。
刘洋担心樱花季会泡汤，盼望着东京奥运会期间能反弹，否则这一年就全完了。好在此次疫情中，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，他判断游客对日本的好感度会增强。
“三个月之内肯定是没什么希望的，现在就看三到六个月有没有可能恢复。”Davy把回暖的心理预期调整到年中，希望到时候能赶上暑期这个波峰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只好拿出更多房源转型长租，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，为此每套房子每个月会损失5000元左右的收入。
开一家民宿曾经是很流行的创业方式，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它代表着远离琐碎庸常的生活，追求诗和远方。金勰和Davy是典型的创业者，入行前都有媒体从业经历，金勰在电视台工作了六年，Davy还有Uber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从业经历。
在他们创业的2016、2017年，正是民宿高速发展的时候，但增速快的另一面是门槛不算高，它在2018年迅速饱和，2019年供大于求，Davy发现过去一年，大家整体营业额都下滑了至少10%左右。
2019年和2020年交界的时候，金勰曾经和同行调侃，2019年已经几乎不挣钱了，2020年总该反弹了吧？没想到迎来的是更毁灭性的打击。但接受一条采访的从业者们同时也都提到，即便没有这场疫情，行业也到了开始优胜劣汰的阶段，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。
危机中蕴含着希望，经过这次波折，金勰反而确认，他和合伙人们选择高端客群，走重视设计和服务的精品路线是正确的：“高端客群，你比如资产两个亿的人，他就算缩水一半，还有一个亿，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，但对工薪阶层来说，他哪怕只损失了5000，他可能就不出去玩了。”
郭洁琳也认为，修炼内功是Ostay当下最重要的事：“我们是用自己的互联网技术在做，我们有一些众包的体系，比如说我们的清扫人员都不是我们的员工，都是接单，我们线上也有自己的收益管理体系、供应链体系，提供一种规模化的民宿解决方案。”
Davy也把这段时间看成掌宿的“压力测试”。比起余丰里这种单体高投入的项目，城市民宿如何在尽可能达到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，又和同档位的酒店有所区分，做出每家店的特色，是生存的难点。为此，他和合伙人们要更加优化公司的资产管理模型：“这次危机其实也是对自己认知的一个调整和思考，对吧？调整自己的认知、调整自己的团队、调整自己的产品，谁也没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既然遇到了，就去思考一下下一次这种极端情况来临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去应对。”
无论是余丰里的以守为攻，还是掌宿的积极改变，效果究竟如何，只有等待时间去验证。